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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HERO到SHERO,女力崛起的時代,正在上演
2016/12/1 作家:專案經理雜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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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劉嘉韻, PMP

從HERO到SHERO
曾幾何時,傳統女性的形象是柔弱嫻靜、無才便是德,而「林黛玉」更是女性代名詞。但隨著女權興起,「林黛玉」時代已經過去。2016年最夯的詞彙之一,非「女力崛起」莫屬。不論是在國際或亞洲政壇上,都不難看出女性勢力抬頭的現象,除了世界政壇上的女性領導人日益增多之外,企業、機構中,女性也開創了一片天地。官方統計也顯示,在台灣,已有近三成家庭,是由女性扛起家庭經濟,成為家中最重要的支柱。

「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,都有一個女人」,這句話在21世紀的今天,不再是唯一準則。傳統社會「男人以天下為家,女人以家為天下」的狀況早已被突破,越來越多的女性,能夠在各行各業中發光發熱,不僅與男性並駕齊驅,甚至超越男性,成為領域中的佼佼者。

HERO(英雄)一詞在英語中,若以「女英雄」呈現,正確拼法應是HEROINE,而偶像女團S.H.E.在2010年時推出新專輯「SHERO」,在HERO這個單字前加上象徵女性的S,不但新創出一嶄新單詞,意味女性要「做首不做尾」。

這首歌除了歌名創新,在歌詞中也傳遞了女性主義抬頭的思維,「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妳的 HERO/為何不做自己,隻手遮天的SHERO」,
「在我的編年史中,寫下了一個傳說/要把History改寫成Herstory」,作詞者巧妙運用英語的He/She以及His/Her的變化創造新單字,也寫下異於舊時代的嶄新思維。

看見職場新女力
從數字觀察女力崛起的盛況,人力銀行業者所做的一份調查顯示,2015年國內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達50.7%,創下歷年新高,雖整體男性薪資仍高於女性,且隨年齡增長差距越大,未婚男女性的薪資差距,已從2013年的18.18%,縮減到2015年的14.43%,創下三年新低。人力業者也發現,女性選擇工作已逐漸從後勤走向前檯,不再安於行政總務等工作,而更偏好對外接觸的業務貿易……等外勤工作、也更勇於爭取外派機會。

台灣董事學會連續四年公布《董事會白皮書》,今年首度在評比中納入「女性決策力」變數,發現在決策階層若有女性參與,企業報酬較佳。調查顯示,去年在台灣1586家上市櫃公司中,有女性獨立董事的市場整體股東權益報酬率(ROE)為6%,高於整體市場平均的4.1%,更優於純男性獨董的3.7%;而自2011年至2015年的五年期股東總報酬率(Total Shareholder Return,簡稱TSR),設有女性獨董的企業為0.78%,高於整體市場的0.5%,表現更優於僅有男性獨董的0.44%。

九月舉行的台灣董事學會年會,邀請企業界多位女性高層決策者,參與一場以「平權決策」為主題的高峰論壇。會中分析,女性之所以能夠提升企業競爭力,關鍵包括女性高層善於溝通,尤其重視對「人」的處理,也在溝通過程中注入了多元思考,才能讓決策更為全面。這也恰好印證了,在執行專案的過程中,「搞定」所有利害關係人是最關鍵的一件事,身為專案經理,必須投入最多時間進行「溝通」。

女性成為經濟支柱
官方統計顯示,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緩步上升,2015年升至50.74%創下歷年新高,也就是平均每100名女性中,就有半數是職業婦女。

行政院主計總處九月最新出爐的統計報告也發現,由女性擔任家庭經濟支柱的「女性經濟戶長」比率,至2015年也創下歷來新高,達29.2%,代表全台有244.5萬戶的家庭,是由女性扛下經濟重擔、撐持家計,比前年多出13萬戶,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不再是社會常態。

該調查同時顯示,2015年由女性擔任經濟戶長的家庭,較2005年增加90萬戶,而這10年來,同期間男性經濟戶長家庭僅增加28萬戶,可看出女性經濟戶長增加速度比男性快許多。

再從家庭年所得五等分位組觀察,2015年各所得組的女性經濟戶長比率,更較10年前有顯著增加的趨勢,年收所得最低五分之一組的女性經濟戶長比率為45%,最高所得組則佔20%;也就是年收最低組的每百戶家庭中,有45戶是女性做為家庭經濟支柱,最高所得組每百戶則有20戶是女性為主要經濟來源。剔除家庭的人數變項後,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,去年女性經濟戶長家庭為31.7萬元,高於男性經濟戶長家庭的30.9萬元。

主計總處分析,過去女性經濟戶長集中於低所得家庭,可能是因為低所得家庭多是單親、獨居等狀況,加上女性平均壽命較長,容易出現由女性當經濟戶長的情形;但從近年數據分析發現,女性經濟戶長不只數量增加,也逐漸往高所得組遞移,顯示女性經濟能力確實提升。

女性重擔仍是家庭
從以上各項數據得出的結果,不難發現女性工作能力並不亞於男性,若給予同等的工作環境及條件,女性的表現與男性一樣亮眼。但性別平權時代,真的來臨了嗎?

儘管如前文所述,各項官方統計皆顯示女性勢力抬頭,但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,或是說女性對於自己的期待,還是希望能以「家庭」為重。從育嬰留職停薪的狀況,就可看出端倪。

行政院統計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請件數,2009年共有1萬1438件申請案,其中男性申請案當年只有638件,僅佔5.5%,也就是100個育嬰留職停薪的家長中,僅約6人是男性。至2015年則有3萬2531件育嬰留職停薪申請,男性申請件數及比率都略為增加,共有2798案是由男性提出的育嬰留停申請,佔比率約9%,即100個申請者中,只有9人是男性。

曾在教學醫院擔任急診室護理師的陳育恬(化名)去年初為人母,她暫別了工作十多年從未離開過的職務,申請育嬰留職停薪,在家裡全心照顧寶寶,眼看為期兩年的育嬰留停即將期滿,她也面臨了是否返回職場工作的抉擇。

「成為護理師是我從國小以來的夢想,而從前在急診室中和時間賽跑、與生死拔河,我也從來沒想要換過工作,」陳育恬說,「沒想到現在卻為了照顧孩子與家庭,必須做出職務更動甚至是離職的抉擇。」醫院工作的性質,與一般固定時間上下班的上班族大不相同,尤其是在急診室或病房必須輪大、小夜班,就算申請到門診跟診職務,也會出現工作時間太長、晚上工作無法陪小孩等問題,「相較於孩子與工作,我實在很難做出抉擇。」

而具有臨床心理師執照的林郁雯(化名),則是在懷孕之後,順應丈夫及公婆的要求,向原本服務的醫院請了長假,待在家裡「養胎」,孩子出生後先是請育嬰留停,期滿後則是直接辭去工作,專心帶孩子,接著懷上二寶……就這麼轉眼間,八年過去了。「很多朋友羨慕我可以在家陪小孩長大、當家庭主婦,殊不知我才羨慕朋友,能夠在職場上有一片天、經濟獨立,」林郁雯說,「如果讓我重新做一次決定,我不會再做一個聽話的乖媳婦、好老婆,而放棄自己過去的生涯規劃。」

女力崛起=進行式
台灣可說是亞太地區女權最盛的國家,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教育權、工作權,以及參與各項公共事務的權益,就算參政也還有席次保障名額。儘管女權高漲,但性別權利平等的時代,真的來臨了嗎?專家認為,女力崛起現象,在台灣還算是才剛起步的進行式而已。

性別與社會議題專家、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范雲表示,因為女性有機會接受教育,甚至能夠進入大學,接著在進入職場之後有了經濟實力,才能逐漸在社會中,與男性分享權力,但「女力崛起」在台灣社會中才剛剛開始。

身為五年級後段班的范雲,堪稱是台灣「女力」的代表人物之一,她就讀台灣大學時,就擔任學生會會長,也曾是90年代、翻轉台灣社會的「野百合學運」總指揮,更是當年學運世代中,少數的女性成員,因此受到各界矚目,當年她力推國會全面改選,主張對抗威權體制。不同於其他多數學運世代成員早早就踏入政壇,范雲選擇在學術圈中,繼續關注公民權益與社會正義。

「在我們父母那一代,很多女性因為家庭經濟因素,而被迫犧牲教育權利,那個年代女性的權益被犧牲了;而在我們這一代,由於經濟逐漸起飛,女性才有機會在教育中得到均等的就學機會,享受了教育,才能在進入社會之後佔有一席之地。」

社會仍存的困境
儘管女性逐漸在社會中享有同等權益,但范雲認為,雖然女性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加,也因而有越來越多女性投入職場,但整個社會的期待與盼望,仍普遍認為女性「需以家庭為重」,不僅家務重擔落在大部分的女性身上,而職業婦女婚後雖未必得留在家裡「相夫教子」,然而與男性相較,女性因為婚姻與家庭而放棄職場發展的比例更高,若因小孩的因素而需暫別職場,女性二度就業所受到歧視機會高,薪資水準也較低。

「由女性肩負起照顧孩子、家庭的責任,是農業時代的產物,」范雲直言,「但到了21世紀的今天,女性的重擔並未放下,很多人是白天工作,晚上回到家包辦所有家務,以及照顧長輩與小孩的責任」,若要追求性別平權,政府不妨借鏡北歐諸國的制度,例如致力推動托育公共化,以及賦與彈性工時的友善勞動條件,此舉不但能紓緩台灣過低的生育率,也能讓父母親都不會因為孩子、家庭而影響工作,也才能真正接近性別平權的理想,「台灣社會離真正的性別平等,還有好長一段路得走。」

SHERO時代來臨—女力崛起

本期封面故事「SHERO時代來臨 女力崛起」,帶讀者看見職場新女力,一窺女力崛起的新時代。

在台灣專案管理界中...
SHERO時代來臨—女力崛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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