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劉嘉韻, PMP

從HERO到SHERO
曾幾何時，傳統女性的形象是柔弱嫻靜、無才便是德，而「林黛玉」更是女性代名詞。但隨著女權興起，「林黛玉」時代已經過去。2016年最夯的詞彙之一，非「女力崛起」莫屬。不論是在國際或亞洲政壇上，都不難看出女性勢力抬頭的現象，除了世界政壇上的女性領導人日益增多之外，企業、機構中，女性也開創了一片天地。官方統計也顯示，在台灣，已有近三成家庭，是由女性扛起家庭經濟，成為家中最重要的支柱。

「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，都有一個女人」，這句話在21世紀的今天，不再是唯一準則。傳統社會「男人以天下為家，女人以家為天下」的狀況早已被突破，越來越多的女性，能夠在各行各業中發光發熱，不僅與男性並駕齊驅，甚至超越男性，成為領域中的佼佼者。

HERO（英雄）一詞在英語中，若以「女英雄」呈現，正確拼法應是HEROINE，而偶像女團S.H.E.在2010年時推出新專輯「SHERO」，在HERO這個單字前加上象徵女性的S，不但新創出一嶄新單詞，意味女性要「做首不做尾」。

這首歌除了歌名創新，在歌詞中也傳遞了女性主義抬頭的思維，「看不到找不到等不到妳的 HERO／為何不做自己，隻手遮天的SHERO」，
「在我的編年史中，寫下了一個傳說／要把History改寫成Herstory」，作詞者巧妙運用英語的He／She以及His／Her的變化創造新單字，也寫下異於舊時代的嶄新思維。

看見職場新女力
從數字觀察女力崛起的盛況，人力銀行業者所做的一份調查顯示，2015年國內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已達50.7%，創下歷年新高，雖整體男性薪資仍高於女性，且隨年齡增長差距越大，未婚男女性的薪資差距，已從2013年的18.18％，縮減到2015年的14.43％，創下三年新低。人力業者也發現，女性選擇工作已逐漸從後勤走向前檯，不再安於行政總務等工作，而更偏好對外接觸的業務貿易……等外勤工作、也更勇於爭取外派機會。

台灣董事學會連續四年公布《董事會白皮書》，今年首度在評比中納入「女性決策力」變數，發現在決策階層若有女性參與，企業報酬較佳。調查顯示，去年在台灣1586家上市櫃公司中，有女性獨立董事的市場整體股東權益報酬率（ROE）為6％，高於整體市場平均的4.1％，更優於純男性獨董的3.7％；而自2011年至2015年的五年期股東總報酬率（Total Shareholder Return，簡稱TSR），設有女性獨董的企業為0.78％，高於整體市場的0.5％，表現更優於僅有男性獨董的0.44％。

九月舉行的台灣董事學會年會，邀請企業界多位女性高層決策者，參與一場以「平權決策」為主題的高峰論壇。會中分析，女性之所以能夠提升企業競爭力，關鍵包括女性高層善於溝通，尤其重視對「人」的處理，也在溝通過程中注入了多元思考，才能讓決策更為全面。這也恰好印證了，在執行專案的過程中，「搞定」所有利害關係人是最關鍵的一件事，身為專案經理，必須投入最多時間進行「溝通」。

女性成為經濟支柱
官方統計顯示，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緩步上升，2015年升至50.74％創下歷年新高，也就是平均每100名女性中，就有半數是職業婦女。

行政院主計總處九月最新出爐的統計報告也發現，由女性擔任家庭經濟支柱的「女性經濟戶長」比率，至2015年也創下歷來新高，達29.2%，代表全台有244.5萬戶的家庭，是由女性扛下經濟重擔、撐持家計，比前年多出13萬戶，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不再是社會常態。

該調查同時顯示，2015年由女性擔任經濟戶長的家庭，較2005年增加90萬戶，而這10年來，同期間男性經濟戶長家庭僅增加28萬戶，可看出女性經濟戶長增加速度比男性快許多。

再從家庭年所得五等分位組觀察，2015年各所得組的女性經濟戶長比率，更較10年前有顯著增加的趨勢，年收所得最低五分之一組的女性經濟戶長比率為45%，最高所得組則佔20%；也就是年收最低組的每百戶家庭中，有45戶是女性做為家庭經濟支柱，最高所得組每百戶則有20戶是女性為主要經濟來源。剔除家庭的人數變項後，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，去年女性經濟戶長家庭為31.7萬元，高於男性經濟戶長家庭的30.9萬元。

主計總處分析，過去女性經濟戶長集中於低所得家庭，可能是因為低所得家庭多是單親、獨居等狀況，加上女性平均壽命較長，容易出現由女性當經濟戶長的情形；但從近年數據分析發現，女性經濟戶長不只數量增加，也逐漸往高所得組遞移，顯示女性經濟能力確實提升。

女性重擔仍是家庭
從以上各項數據得出的結果，不難發現女性工作能力並不亞於男性，若給予同等的工作環境及條件，女性的表現與男性一樣亮眼。但性別平權時代，真的來臨了嗎？

儘管如前文所述，各項官方統計皆顯示女性勢力抬頭，但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，或是說女性對於自己的期待，還是希望能以「家庭」為重。從育嬰留職停薪的狀況，就可看出端倪。

行政院統計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請件數，2009年共有1萬1438件申請案，其中男性申請案當年只有638件，僅佔5.5%，也就是100個育嬰留職停薪的家長中，僅約6人是男性。至2015年則有3萬2531件育嬰留職停薪申請，男性申請件數及比率都略為增加，共有2798案是由男性提出的育嬰留停申請，佔比率約9%，即100個申請者中，只有9人是男性。

曾在教學醫院擔任急診室護理師的陳育恬（化名）去年初為人母，她暫別了工作十多年從未離開過的職務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在家裡全心照顧寶寶，眼看為期兩年的育嬰留停即將期滿，她也面臨了是否返回職場工作的抉擇。

「成為護理師是我從國小以來的夢想，而從前在急診室中和時間賽跑、與生死拔河，我也從來沒想要換過工作，」陳育恬說，「沒想到現在卻為了照顧孩子與家庭，必須做出職務更動甚至是離職的抉擇。」醫院工作的性質，與一般固定時間上下班的上班族大不相同，尤其是在急診室或病房必須輪大、小夜班，就算申請到門診跟診職務，也會出現工作時間太長、晚上工作無法陪小孩等問題，「相較於孩子與工作，我實在很難做出抉擇。」

而具有臨床心理師執照的林郁雯（化名），則是在懷孕之後，順應丈夫及公婆的要求，向原本服務的醫院請了長假，待在家裡「養胎」，孩子出生後先是請育嬰留停，期滿後則是直接辭去工作，專心帶孩子，接著懷上二寶……就這麼轉眼間，八年過去了。「很多朋友羨慕我可以在家陪小孩長大、當家庭主婦，殊不知我才羨慕朋友，能夠在職場上有一片天、經濟獨立，」林郁雯說，「如果讓我重新做一次決定，我不會再做一個聽話的乖媳婦、好老婆，而放棄自己過去的生涯規劃。」

女力崛起＝進行式
台灣可說是亞太地區女權最盛的國家，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教育權、工作權，以及參與各項公共事務的權益，就算參政也還有席次保障名額。儘管女權高漲，但性別權利平等的時代，真的來臨了嗎？專家認為，女力崛起現象，在台灣還算是才剛起步的進行式而已。

性別與社會議題專家、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范雲表示，因為女性有機會接受教育，甚至能夠進入大學，接著在進入職場之後有了經濟實力，才能逐漸在社會中，與男性分享權力，但「女力崛起」在台灣社會中才剛剛開始。

身為五年級後段班的范雲，堪稱是台灣「女力」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她就讀台灣大學時，就擔任學生會會長，也曾是90年代、翻轉台灣社會的「野百合學運」總指揮，更是當年學運世代中，少數的女性成員，因此受到各界矚目，當年她力推國會全面改選，主張對抗威權體制。不同於其他多數學運世代成員早早就踏入政壇，范雲選擇在學術圈中，繼續關注公民權益與社會正義。

「在我們父母那一代，很多女性因為家庭經濟因素，而被迫犧牲教育權利，那個年代女性的權益被犧牲了；而在我們這一代，由於經濟逐漸起飛，女性才有機會在教育中得到均等的就學機會，享受了教育，才能在進入社會之後佔有一席之地。」

社會仍存的困境
儘管女性逐漸在社會中享有同等權益，但范雲認為，雖然女性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加，也因而有越來越多女性投入職場，但整個社會的期待與盼望，仍普遍認為女性「需以家庭為重」，不僅家務重擔落在大部分的女性身上，而職業婦女婚後雖未必得留在家裡「相夫教子」，然而與男性相較，女性因為婚姻與家庭而放棄職場發展的比例更高，若因小孩的因素而需暫別職場，女性二度就業所受到歧視機會高，薪資水準也較低。

「由女性肩負起照顧孩子、家庭的責任，是農業時代的產物，」范雲直言，「但到了21世紀的今天，女性的重擔並未放下，很多人是白天工作，晚上回到家包辦所有家務，以及照顧長輩與小孩的責任」，若要追求性別平權，政府不妨借鏡北歐諸國的制度，例如致力推動托育公共化，以及賦與彈性工時的友善勞動條件，此舉不但能紓緩台灣過低的生育率，也能讓父母親都不會因為孩子、家庭而影響工作，也才能真正接近性別平權的理想，「台灣社會離真正的性別平等，還有好長一段路得走。」